习近平见特朗普前密集出访“全球南方”，为何特别重视印度等国？ 专家认为，北京希望扩大影响力，但这些国家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 中美竞争加剧，全球南方会如何保持自己的战略空间？

习近平正在展开新一轮密集外交。 8月底，他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随后访问埃及；本周，他又将前往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 RFA video 而这些外交活动，都发生在他预计于9月24日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前。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在会见特朗普之前，密集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 其中一个关键国家，是印度。 习近平此次访问印度，是他时隔7年再次到访。 而中印关系在2020年边境冲突后长期紧张。近年来，两国关系开始出现一些缓和迹象，印度也放松了部分针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但双方之间的互信仍然有限。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 认为，习近平希望进一步改善与印度的关系。 “我认为，习近平希望能够让印度进一步靠近中国。” 印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美国的重要战略伙伴，另一方面又是金砖国家的核心 成员。 这意味着，对于北京来说，印度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也是观察中国与美国竞争的重要窗口。 而习近平最近对埃及的访问，则体现了北京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另一个方向。 中埃两国在访问期间强调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中国也继续推动在埃及的基础设施、制造业和能源等领域合作。 中国希望通过这些关系，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合作。 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说，中国希望改善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也有其自身的战略考虑。 “毫无疑问，中国希望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因为这符合中国把自己塑造成欠发达国家保护者的形象，也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也就是为这些国家提供基础设施。” 但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在中美竞争中选边。 一些国家希望从中国获得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合作，同时也希望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保持关系。 因此，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同时，也面临一个现实限制： 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合作，但未必希望依赖任何一个大国。 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认为，这也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矛盾。 “我看到的是，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存在一种非常谨慎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不希望被中国压倒。” 这在印度身上尤其明显。 印度既希望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希望发展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同时继续利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扩大自己的国际空间。 因此，印度并不是简单地站在中美任何一方。 这也可能是习近平此次印度之行值得关注的地方： 北京希望改善与印度的关系，而印度则希望在大国竞争中保持自己的选择空间。 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说： “只要这些国家能够利用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为自己争取更多空间，它们就会非常乐意这样做。” 所以，从上海合作组织、埃及，到即将举行的金砖峰会，习近平这一轮外交活动，不只是中美关系的外围背景。 它也反映出一个更大的现实： 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成为双方争取合作与影响力的重要对象。 而对这些国家来说，如何在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大国之间保持自己的战略空间，可能同样重要。 当习近平带着这一轮外交接触前往华盛顿时，真正值得观察的，也许不只是中美两国谈什么。 而是——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究竟愿意与北京合作到什么程度，又会如何保持自己的选择。

香港民主运动领袖李卓人、邹幸彤及何俊仁，周五（11日）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五年两个月到七年三个月刑期，他们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属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也被判罚款一百五十万港元，并要求在三个月内缴交。 本案被称为「支联会颠覆案」，四名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被控涉及《港区国安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邹幸彤被判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李卓人七年，先前认罪的何俊仁五年两个月。 据早先由检方提出的资料，李卓人、邹幸彤及何俊仁分别因本案已经被关押接近两年。 本案判决受到各界瞩目，包括邹幸彤的母亲，以及李卓人的妻子，都到法庭聆听判决。 支联会案的判决受到各界瞩目，包括邹幸彤的母亲，以及李卓人的妻子，都到法庭聆听判决。 (VERNON YUEN/Reuters) 香港媒体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这起判决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均会被依法惩治。他说被告的有关罪行超越合法行使表达意见自由范围，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 台湾政府则由陆委会发表声明谴责这项判决，强调追求民主人权无罪，有关方面以国安为由罗织罪名，再次向国际社会证明所谓的「一国两制」完全是欺骗世人的谎言。陆委会批评香港国安恶法肆意践踏民主人权，呼吁立即停止政治迫害。 陆委会在声明中提问：香港支联会的民主主张，何罪之有？他们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定罪重判，不仅是对香港人民进行全面打压，更在在凸显中共民主骗术下的真实面目。 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周五下午在台北举行新闻发布会，「民间司法改革委员会」国际小组召集人张静如说，邹幸彤等三人被判刑，不仅牵涉其个人的人身自由，更牵动香港法治健全、法院专业独立性与公民空间的存续，该案带来的寒蝉效应值得关注。民间团体诉求释放邹幸彤等三人、废除香港国安法。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呼吁，台湾必须持续关注香港情势，因为关注邹幸彤等三人即为关心自己、关心世人。希望三人可以早日获释，也期望三人获得人道待遇。 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引发欧盟、英国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方面的关注和批评，曾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王丹也发文回应。其中，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瓦尔·埃尔·阿努尼（Anouar El Anouni）表示，欧盟对三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感到遗憾，并认为这起裁决削弱了外界对香港法治的信心，也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 更新于2026.9.11 12:30 EDT

孟晚舟回国近五年后，华为在美国面临的刑事案件仍在继续。她当年确认的四页事实陈述为何能用于公司审判？个人撤诉为何不等于公司结案？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访美前夕，华为在纽约面临的刑事案件进入陪审员遴选阶段。案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孟晚舟个人所受指控已经撤销，华为为何仍在受审？ 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古举伦向本台表示：“主要的案件其实是针对公司的，而不是针对她个人。” 2021年，孟晚舟与美国检方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她没有认罪，但确认了一份四页的事实陈述，承认曾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向银行作出不实说明。2022年，美国检方撤销了对她个人的指控，但这份协议并未终结针对华为公司的案件。 检方指控，华为隐瞒与在伊朗经营的星通公司（Skycom）的实际关系，误导银行处理涉及美国制裁的交易，部分相关美元交易经过美国金融系统清算。华为还被控合谋窃取商业秘密。 华为否认违法，并称检方对案件的整体叙述明显不实。 今年6月，法官裁定，孟晚舟确认的事实陈述可以在华为公司的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不过，这份文件并未涉及商业秘密等其他指控，检方仍须为各项罪名提供证据，并达到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 古举伦指出，华为聘请了多名经验丰富的美国律师，其中不少人曾任联邦检察官。即使孟晚舟的事实陈述获准作为证据，案件结果仍未确定。 如果被定罪，华为可能面临罚款、财产没收等处罚，具体范围将取决于定罪结果、适用法律及法院裁决。 特朗普此前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访问美国，这场审判可能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时间重叠。中方长期将孟晚舟事件称为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迫害，美方则将案件视为有关金融制裁和知识产权规则的执法行动。 古举伦认为，与孟晚舟2018年突然被捕时相比，这起案件如今已经持续多年，外界对审判早有预期，因此未必会产生同等程度的政治冲击。

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调查报告，8名前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员工在报告中披露该台新闻制作、选题及内容审查的内部运作。 这份题为《聚焦中国党国全球电视台》（China’s Party-State Global TV in Focus）的报告于2026年9月10日发布。受访者包括前主播、文字编辑和制作人，来自多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相关访问于2022年至2023年间进行，8名受访者均未公开姓名。部分受访者的家人仍在中国，另一些人已转往其他国际媒体工作。 报告引述一名前文字编辑回忆，2019年，香港人郑文傑（Simon Cheng）的电视“认罪”新闻在直播前约半小时送到编辑室。这名前员工说，看到稿件后才意识到管理层“知道这不对”，他说：“上面有人打电话下来告诉我们要播，我们就得播。如果我们的主管拒绝，她会有大麻烦。” 2019年，郑文傑被中国警方拘留后表示，拘押期间遭到殴打和酷刑，并被要求拍摄不同的认罪影片。报告写道，CGTN其后播出其中一段影片。 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内部运作，其中以2019年，香港人郑文杰的案例，曝露电视台受命播放「电视认罪」的操作情形。图为郑文杰遭中国官方扣留，与外界失联时，关注郑文杰的民众上街游行声援的情况。 (WILLY KURNIAWAN/Reuters) 电视“认罪”被指违反司法原则 保护卫士在报告中写道，2013年至2019年间，中国环球电视网及其前身至少播放过9宗涉及中国及外国人士的电视认罪，包括英国商人韩飞龙、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及郑文傑。 中国一所大学的法律学讲师宋先生向本台表示，电视“认罪”的本质是要求当事人自证其罪，违反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他说：“这个电视认罪啊，它的本质是自证其罪，就是要求你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这个实际上违反刑法的基本原则。西方禁止自证其罪，除非当事人完全自愿。一个人哪怕自己认罪，也不能由此推出他已经构成犯罪。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其犯罪行为和客观事实作为要件。没有客观的外在行为，也不能认定他构成犯罪。” 宋先生认为，一个人在失去自由、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面对镜头认罪，媒体也很难确认这些说法是不是出于本人真实意愿。电视台如果直接播放这些画面，也就参与了官方设定的叙事。 前员工：四分之三都是习近平新闻 这份29页的报告分为四章，涉及强迫电视认罪、中央电视台总部内部情况、“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新闻控制机制。多名前CGTN员工表示，他们入职前已经知道该台受到中共控制，也预期工作涉及宣传，但实际接触的范围超出部分人的预期。一名前员工说：“我知道这是宣传，我只是没有意识到范围这么广。”另一名受访者表示，有时候“观众并不重要”，某些信息就是必须播出。还有前员工说，节目编排中曾有“四分之三都是习近平新闻”。 习近平2016年视察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时表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维护党的权威和团结。一名前员工回忆，2017年习近平前往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一切都必须完美”。他说，有关习近平、政府及其政策目标的内容在播出前不能出现问题，工作人员如果出错，可能被调往夜班，或被排除在重要政治新闻日之外。 2018年，中国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告写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台长慎海雄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老师”审稿 主播只能照提词器念 一名前CGTN记者以港珠澳大桥开通时的采访为例。他原本希望采访对大桥持负面看法的民众，但最后没有提出这一选题。他说：“我们所有的报道都是正面的。”另一名前员工表示，新闻会议召开前，很多内容已经安排好。 报告还引述另一名前主播说，他曾在直播采访中调换两个问题的顺序，随即有人通过耳机斥责他。另一次，一名主播跳过记者已经回答的问题，下班后仍接到电话，被追问为何没有按照提词器提问。 新疆报道促使前员工离职 报告还谈及CGTN对新疆的报道。一名前员工表示，涉及新疆的内容是促使其决定离开CGTN的原因。报告引述他说：“真正促使我决定离开的，是新疆那些内容。” 另一名前文字编辑表示，随着新疆报道增加，编辑需要处理相关旁白，他不愿将这些内容润色成更适合外国受众的版本。 报告写道，2018年有关新疆大规模拘押的消息陆续出现后，CGTN增加有关新疆发展、文化及自然等内容，并将有关设施称为“职业培训中心”。报告援引一项2024年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2018年至2020年CGTN在YouTube上的新疆报道。 CGTN在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写道，该台遵循“客观、理性和平衡”的报道原则，并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呈现信息。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彦廷对本台表示，CGTN长期掩盖其受中共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事实。这份报告通过前外籍员工的一线经历，披露该台的内容制作及内部作业均受到审查。他说，CGTN多次播放强迫电视认罪画面，涉及侵犯人权，并为中共的宣传及政治目的服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9月24日访问美国，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此次访问正值中共二十一大人事布局启动前夕。中国政治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希望通过中美元首会晤稳定经济及企业预期，习近平也需要借助外交活动显示其对外政策和党内人事主导权。 特朗普9月4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习近平将偕同夫人彭丽媛访问华盛顿，美方将于9月24日举行国宴。特朗普说：“我们将举行国宴。我们同中国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目前相处得很好。”他称习近平是“一位很出色的绅士”，两人相处融洽。特朗普还表示，美中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他与习近平保持着良好关系。 二十一大前的人事布局 习近平此次出访距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约一年。按照党内惯例，地方及中央层级的人事安排将在党代会前逐步展开。外界关注习近平是否继续担任中共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进入第四个任期。北京尚未公布相关安排，官方媒体也未讨论接班人问题。 中国政治学者丁旺（化名）对本台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也带有多种考虑。他说：“人事甄补往往伴随党内不同方面的角力。习近平如果在华盛顿获得高规格接待，就可以显示其对人事布局和外交领域的主导权。预计习近平此次将在白宫同特朗普会晤，相关画面经官媒传播后，有助于强化他主导大国外交的形象，这也符合外界对其掌控大局的观感。” 习近平第三任期内，解放军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8日决定，免去张又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前，多名火箭军、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军工系统官员被调查或撤职。官方对部分案件的说明集中在违纪和腐败问题，外界对解放军指挥体系及高层职位空缺仍有不同判断。 军事问题学者利先生对本台表示，在军方高层调整尚未结束之际，习近平计划率团访问美国，也具有对内展示权力稳定的作用。他说：“习近平此时访美，可被看作向党内及国内社会展示其政治影响力。如果外界对军队指挥体系的稳定存在疑问，那么最高领导人在此时离京访问美国，也可以被解读为他对军事指挥系统仍具有掌控力。这种展示也有助于他为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创造条件。” 元首外交难解企业经营压力 在中共党内人事之外，经济议题也是习近平此次访美面对的国内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7月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要求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2025年，习近平也曾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官方当时称，要引导民营企业正确理解中共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 资深媒体编辑葛先生对本台表示，部分企业界人士把此次访问视为中美关系持续受到“脱钩断链”讨论影响后释放的“战略止损”信号。中美元首恢复面对面对话，涉及关税政策、供应链及跨境资金流动，受到外贸企业关注。 葛先生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多次要求企业“坚定信心”，但元首外交带来的经贸项目通常集中在大宗商品、国有企业及被纳入国家产业政策的民营企业。 他说：“一些民企巨头可能从中受益，它们所处的行业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布局。对一般中小企业来说，直接收益十分有限。中小企业更关心税费、地方政府债务、内需不足和订单减少。习近平访美能否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企业仍在观望。” 官媒叙事指向第四任期 中国官媒已为中美元首外交设定叙事框架。《人民日报》今年5月把元首外交称为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并称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互动在关键时刻为两国关系“校准了航向”。王毅也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描述北京期待建立的中美关系。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不会直接影响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不过，在军队反腐、经济预期及党内人事同时进入调整期之际，一场由习近平主导、并被官方定义为取得成果的中美元首会晤，可用于展示其统筹国内外事务的能力，也将成为二十一大前观察中共权力走向的一个节点。

中国纪录片制片人及作家杜斌，2025年10月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带走，今年8月底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其妹妹杜继荣表示，家属至今没有收到判决书或法院通知。杜斌母亲病危期间，家属曾申请让他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遭到法院拒绝。 杜斌于2025年10月15日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之后遭逮捕、起诉。关押在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他原定于次日前往日本，在启程前一天被警方带走。 6月24日，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开庭审理杜斌案，当天没有宣判。杜斌的妹妹杜继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庭审期间有家属聘请的北京律师为杜斌辩护：“我听我哥的朋友说，他被判刑一年半。我不知道我哥现在是在监狱里，还是仍在看守所。听说他可能不打算提出上诉。” 8月28日，杜斌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至2027年4月14日。不过，家属没有收到判决书或其他法院文件，判刑消息由杜斌的一名朋友转告。 家属未收到判决通知 杜继荣说，母亲于杜斌获刑前四天，即8月24日去世。家属至今没有收到法院判决书：“前些日子，我母亲病重，住在重症监护室。我跟法官打电话，问能不能让他出来见我母亲一面，法官说不行。他说月底会有判决下来。” 对于杜斌是否上诉，杜继荣表示，她听说杜斌可能不准备上诉，但没有得到直接确认。她也不清楚杜斌目前被关押在哪里。 2025年12月3日，杜斌的代理律师曾前往看守所与他会面。案件办理期间，警方以“案件涉密”为由，拒绝向家属说明案情。 四十条推文列为罪证 维权网消息称，杜斌约40条转发或评论时政的推文被列为定罪证据。民生观察此前披露，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时，涉嫌罪名一度被表述为“攻击国家领导人”。 “攻击国家领导人”并非中共现行刑法中的正式罪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案件指控须对应具体刑法条文，正式罪名应以检察机关起诉书及法院判决书为准。 法律界人士郑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攻击国家领导人罪”，当局通常以“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处理针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言论：“过去皇权社会有所谓‘大不敬罪’，现在不能再使用这个名称，就换成了‘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如果是一般的诽谤行为，原本应当由当事人提起自诉；但所谓受害人如果是高官或中共领导人，自诉就变成公诉。高官不可能亲自起诉你，这就是公器私用。” 杜斌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记者，长期通过摄影、纪录片及书籍记录访民、劳教人员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处境。 旧案曾追查境外资金 2013年，杜斌制作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记录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发生的酷刑。同年6月，他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刑事拘留，关押37天后获释。 杜斌此后出版《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幸存者证词》《马三家咆哮》及《天安门屠杀》等书。2015年，他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十届“林昭纪念奖”。 2020年12月，杜斌再次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被关押37天后获释。他表示，在看守所期间，他先后受到五次讯问，每次持续三个多小时。公安逐本调查他自2007年以来出版书籍的内容、出版渠道、印刷数量及收入，并扣押其银行卡，调取2014年以来的银行流水，追查他是否接受境外组织资助。 杜斌说：“他们检查2014年到现在我的财务状况，看看里面有没有境外组织或者不明人士给我钱，授意我写书之类的。他们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什么。” 杜斌当时否认犯罪。他表示，自己的书籍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属于正常出版行为，版税收入及资金往来没有违法。获释后，他被取保候审一年。

中国方面正筹组一个大型企业代表团，准备随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月访问美国。若该计划成行，将是自2020年北京整顿科技、教育及房地产行业以来，少见的一次大批企业高层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不过，北京体制内人士表示，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9月3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华盛顿并不寻求同中国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而是希望管控美中关系。他预计，习近平访美期间，双方将在农产品贸易及相关非关税壁垒方面作出宣布，以增加美国农产品对华销售。 中国独立学者徐鹏（化名）周日（9月6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对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效果并不乐观。在他看来，北京拟安排企业家随行，同过去十多年的政策并不协调。他说：“这十多年来，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很多政策都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东升西降’走不下去了，又临时想着带一批企业家过去。” 徐鹏说，北京可能希望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采购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以回应特朗普的经贸诉求。不过，任志强、孙大午等企业家仍在狱中，北京此时安排企业代表团出访，难以消除外界对中国民营企业处境的疑虑。他判断，美方及国际社会可能只会作出礼节性回应，并预计习近平仍会在会谈中提出台湾问题，但难以改变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既有立场。 路透社9月4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于9月24日前往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随行企业代表团的名单尚未公布。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没有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的具体安排。中国外交部仅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互动保持沟通。 商业代表团仍待拍板 北京经贸系统人士伍先生向本台透露，中国商务部确实在考虑安排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但高层尚未作出最终决定。 伍先生说：“商务部只是根据上级建议行事，是否可行还要看上面的决策。中美关系瞬息万变，即使中央作出了决定，也随时可能变化。” 另据接近中国商务部的经济顾问彭女士透露，中方希望通过扩大经贸合作稳定中美关系，同时为北京与欧盟的谈判增加筹码。她说：“欧美方面正在酝酿对中国商品采取进一步贸易措施，中方期待通过这次会晤稳定中美关系。现在双方都在运用各自的筹码。据我了解，内蒙古部分企业正在延迟向美国交付稀土产品，交付时间也成为双方博弈的一部分。” 路透社9月4日另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部分中国稀土供应商即使已经取得出口许可证，仍暂停向美国客户发货。 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曾有18名美国企业负责人随行，其中包括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美中官员正在讨论中国企业家加入习近平访美代表团的安排，其中也包含双方代表团规格的对等考虑。 北京独立学者幸先生对本台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也是对特朗普今年访华的回访。若习近平亲自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将时隔11年再次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幸先生说，习近平面临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及第四个任期问题，联大之行可以展示其全球政治地位，也有助于增强他在中美峰会中的话语权。 访美政治意义大于经济需求 幸先生说：“中美力量对比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联合国大会是习近平执政十四年来所需要的全球政治舞台。除这一象征性目标外，保持和巩固中美关系稳定，是他此次访美的实质性目标。” 习近平上一次带领较大规模的商界代表团访问美国是在2015年。当时随行者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以及中国银行业和国有企业高层。访问期间，中方签署购买300架波音飞机、总值约380亿美元的协议。习近平也在西雅图同多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会面。 幸先生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政治考虑大于经济需求。他说：“习近平试图把中美竞争置于全球政治和两国领导人外交的双重框架内处理。中国外交系统也在按照习近平的个人偏好调整对美战略，并在这一框架下追求中美关系‘维稳’。台湾问题、贸易战以及北京所称的‘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都需要放在这一战略中观察。” 台湾与经贸协议落实有限 至于习近平与特朗普会晤的另一项关键议题，仍是中美长期存在分歧的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学者刘亚军（化名）对本台表示，与以往会晤相同，习近平预计将再次要求特朗普接受北京所称的“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对台军售，并要求美方维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既有表态。 刘亚军说，习近平此次应特朗普邀请回访美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即使两国在9月下旬达成一系列双边协议，真正能够落实的内容也可能十分有限。 美中目前仍在商讨哪些商品可以列为“非敏感产品”。中国商务部今年7月表示，双方正在研究对总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相互降低关税。美国则要求北京履行去年10月釜山会谈后达成的安排，包括向美国企业发放稀土出口许可。

中国劳动者开始关注，能否借助欧盟强迫劳动新规举报“996”。但超时加班并不自动构成强迫劳动，新规针对的是商品和供应链，统一信息提交入口也要到2027年12月才开放。

如果老板要求员工长期加班，拒绝就可能被降薪甚至解雇，这是否属于强迫劳动？最近，一些中国劳动者开始关注，能否借助欧盟的新规向企业施压。 据路透社8月26日报道，抖音上带有“欧盟举报网站”和“欧盟举报程序”等标签的视频，累计观看量已超过20万。 常州星宇车灯的用工争议，让这一话题受到更多关注。星宇股份今年共招录440名应届毕业生，随后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当地人社部门批评公司在协商过程中方式“简单生硬”，星宇随后公开道歉。9月1日，大众汽车表示已对这家供应商启动专项调查。 不过，大众的调查属于企业供应链审查，并非欧盟依据强迫劳动法规展开的调查。目前也没有权威机构认定星宇事件涉及强迫劳动。 超时加班不一定构成强迫劳动 中国人社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典型案例，明确“996”工作制违反中国有关工时上限的法律规定。但违法加班是否构成强迫劳动，还要看劳动者能否真正拒绝或离开，以及拒绝后是否面临威胁或惩罚。 国际劳工组织将强迫劳动定义为：劳动者在惩罚威胁下、并非出于自愿而从事的工作。 人权观察企业问责高级倡导员Hélène de Rengerv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单凭工作时间过长，不足以认定强迫劳动。如果员工在没有受到限制或胁迫的情况下接受有关安排，不能仅凭工时得出结论。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则表示：“如果工人不加班，就要被开除、被降薪，或者受到其他经济处罚，那就是涉嫌强迫劳动。”但他也强调，认定强迫劳动通常需要综合多个因素，不能只看一个指标。 欧盟受理的是产品问题，不是个人劳动仲裁 欧盟《强迫劳动条例》将从2027年12月14日起适用，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在欧盟市场销售或从欧盟出口。条例覆盖欧盟境内生产和进口的商品，但不涵盖服务，也不是为个别员工处理欠薪、解雇或劳动赔偿的仲裁渠道。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实施指南，个人、机构和社会团体可从2027年12月14日起，通过统一入口提交涉嫌强迫劳动的信息。举报材料不仅要说明劳动条件，还要尽可能解释相关产品与欧盟市场的联系。 可提交的证据包括员工证词、劳动合同、工资及财务记录、工作信息和邮件，以及工作场所的照片或视频。欧盟委员会将负责评估发生在欧盟以外的相关指控；如果形成有根据的疑虑，可进入正式调查。最终若确认有关商品由强迫劳动生产，当局可禁止其进入欧盟市场，并要求撤回或处置相关产品。 李强认为，向海外品牌投诉有时能在短期内促使工厂改善劳动条件；如果企业的产品依赖欧洲市场，真正的执法行动也可能形成压力。但他同时提醒，如果缺少持续监督，仅靠品牌自身并不可靠。

中国劳动者开始关注，能否借助欧盟强迫劳动新规举报“996”。但超时加班并不自动构成强迫劳动，新规针对的是商品和供应链，统一信息提交入口也要到2027年12月才开放。

如果老板要求员工长期加班，拒绝就可能被降薪甚至解雇，这是否属于强迫劳动？最近，一些中国劳动者开始关注，能否借助欧盟的新规向企业施压。 据路透社8月26日报道，抖音上带有“欧盟举报网站”和“欧盟举报程序”等标签的视频，累计观看量已超过20万。 常州星宇车灯的用工争议，让这一话题受到更多关注。星宇股份今年共招录440名应届毕业生，随后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当地人社部门批评公司在协商过程中方式“简单生硬”，星宇随后公开道歉。9月1日，大众汽车表示已对这家供应商启动专项调查。 不过，大众的调查属于企业供应链审查，并非欧盟依据强迫劳动法规展开的调查。目前也没有权威机构认定星宇事件涉及强迫劳动。 超时加班不一定构成强迫劳动 中国人社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典型案例，明确“996”工作制违反中国有关工时上限的法律规定。但违法加班是否构成强迫劳动，还要看劳动者能否真正拒绝或离开，以及拒绝后是否面临威胁或惩罚。 国际劳工组织将强迫劳动定义为：劳动者在惩罚威胁下、并非出于自愿而从事的工作。 人权观察企业问责高级倡导员Hélène de Rengerv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单凭工作时间过长，不足以认定强迫劳动。如果员工在没有受到限制或胁迫的情况下接受有关安排，不能仅凭工时得出结论。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则表示：“如果工人不加班，就要被开除、被降薪，或者受到其他经济处罚，那就是涉嫌强迫劳动。”但他也强调，认定强迫劳动通常需要综合多个因素，不能只看一个指标。 欧盟受理的是产品问题，不是个人劳动仲裁 欧盟《强迫劳动条例》将从2027年12月14日起适用，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在欧盟市场销售或从欧盟出口。条例覆盖欧盟境内生产和进口的商品，但不涵盖服务，也不是为个别员工处理欠薪、解雇或劳动赔偿的仲裁渠道。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实施指南，个人、机构和社会团体可从2027年12月14日起，通过统一入口提交涉嫌强迫劳动的信息。举报材料不仅要说明劳动条件，还要尽可能解释相关产品与欧盟市场的联系。 可提交的证据包括员工证词、劳动合同、工资及财务记录、工作信息和邮件，以及工作场所的照片或视频。欧盟委员会将负责评估发生在欧盟以外的相关指控；如果形成有根据的疑虑，可进入正式调查。最终若确认有关商品由强迫劳动生产，当局可禁止其进入欧盟市场，并要求撤回或处置相关产品。 李强认为，向海外品牌投诉有时能在短期内促使工厂改善劳动条件；如果企业的产品依赖欧洲市场，真正的执法行动也可能形成压力。但他同时提醒，如果缺少持续监督，仅靠品牌自身并不可靠。

中国律师王夏红日前为北京地下教会「锡安教会」辩护，遭到中国政府对她本人及所属律师事务所施压迫害。美联社在周五(4日)的报导中证实王夏红已经抵达台湾，获得台湾政府准许停留，同时协助她前往其它国家安置。 台湾陆委会以电子邮件向美联社证实王夏红正在台湾。陆委会表示，虽然台湾没有处理政治庇护的法律，但已有因应这类案件的机制，将依相关机制处理。王夏红则向美联社转述，台湾政府允许她暂时留在台湾，但告诉她，台湾无法受理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的政治庇护案件，因为中国政府与执政的民进党之间关系紧张。 报导指出，王夏红是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她自2025年10月起，参与代表北京锡安教会的牧师及其他成员的法律团队。 王夏红在视讯采访中对美联社表示，她正面临中国当局直接施压，当局告诉她和同事，必须自行解散律师事务所，否则当局将强制关闭。王夏红说，「如果我身为事务所合伙人，不配合签字解散事务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相信这肯定会严重影响我的职涯发展，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层面。」 王夏红说，她正在研究安置选项，包括透过赴美国或加拿大求学，作为让家人迁居的途径；如果无法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将在海外申请庇护。 锡安教会由金明日牧师于2007年创立，是中国规模最大未向当局登记的「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之一。去年10月，包括金明日在内等十多名中国锡安教会成员遭到拘捕，是中国数十年来针对单一教会规模最大的打压行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向习近平提及金明日的案件后，金明日已于两个月前获释。 总部设于美国的非营利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表示，王夏红的案例显示，敢于为受迫害基督徒及「其他良心犯」辩护的律师，正面临巨大压力。傅希秋呼吁台湾政府保护王夏红一家人，并确保他们不会被强制遣返回中国。他也呼吁美国及其他民主政府准备协助台湾寻找解决方案。

“小红书”为什么会被台湾限制使用？ 台湾称禁令实施后，“小红书”相关诈骗案件下降72%，损失下降66%。但数据安全、信息操纵等风险，也让这个连接两岸年轻人的平台成为争议焦点。

台湾政府表示，在限制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在台湾使用后，与该平台相关的诈骗案件下降了72%，相关诈骗损失也下降了66%。 这个在中国拥有数亿用户、主要用于分享购物、旅游和生活方式内容的社交平台，为什么会被台湾封禁？又为什么会成为两岸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 RFA video 2025年12月，台湾政府宣布限制““小红书””在台湾的使用。台湾方面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小红书”上不断出现针对台湾用户的诈骗案件。更重要的是，台湾执法部门认为，平台没有充分配合相关调查，让警方难以取得必要的数据。 因此，台湾决定对““小红书””实施为期一年的限制。 根据台湾方面公布的数据，在禁令实施后的八个月里，“小红书”相关诈骗案件从此前的525起下降到145起，金融损失也从大约9890万新台币下降到约3388万新台币。 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小红书”也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尤其受到年轻人欢迎。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也开始使用“小红书”，分享美食、旅游、购物和日常生活。 这也让“小红书”成为一个特殊的平台：它一方面连接着两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处在越来越紧张的两岸关系中。 台湾政府除了担心诈骗，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交平台可能带来的数据安全、信息操纵和政治影响风险。 这其实并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 美国近年来针对TikTok的争议，也集中在类似的问题上：用户数据去了哪里？中国母公司是否可能受到北京方面的影响？这些平台有没有可能被用于传播政治宣传或者影响舆论？ 美国和台湾面对的具体法律和政策环境并不相同，但争议背后的逻辑有一些相似：当一个拥有巨大用户规模的平台属于中国企业，它究竟只是一个商业产品，还是也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而在台湾，这个问题又更加敏感。 随着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社交媒体也越来越难被看成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空间。 北京方面认为，台湾限制“小红书”，是在剥夺民众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并进一步加剧两岸对立。 台湾方面则强调，禁令针对的是平台没有配合反诈骗调查的问题，并不是针对中国大陆民众或者中国文化。 因此，“小红书”究竟是一个普通的社交媒体平台，还是一个潜在的安全风险？ 答案可能并不只有一个。 “小红书”的争议，也许只是未来两岸数字空间冲突的一个缩影。

中国各出入境口岸将于9月15日起正式实施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居民出境将受到更严格限制。据知情人士透露，新规实行“谁审批、谁负责”制度，公务员、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人员，包括大学教师、医生、上市公司高管，以及大学生，出境前均须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如获批人员在境外逾期滞留或滞留不归，审批签字者将被追究责任。 中国金融系统一负责人陈国明（化名）对记者说，上述人员出境须经上级部门正职领导批准。例如，科长出境需要处长批准，处长出境需要局长批准，局长出境需要部长批准，依此类推。如果获批者在海外滞留不归，签字批准者将承担相关责任：“谁批准谁担责。金融机构、公立医院部门主管每年只准申请出境一次，前往港澳地区可逗留一周。” 本台本周三（9月2日）在网上发现的两张截图显示，一份《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要求登记备案国家工作人员取得单位同意；另一段7月23日的银行人员对话称，“总行规定一年出国最多两次，护照必须在回国三天内上交分行”。截图未显示相关单位及人员身份，本台无法独立核实。 体制内人士沈先生对本台透露，规定早已在内部实施，新公布的《规定》将内部规定法律化、制度化，主要新增对金融、科研人员及大学生出境的限制。他说：“过去一年，大量科技界AI人才和科技数据外流，已经影响中国AI的开发进程。大陆这边不得不高薪招聘西方工程师，填补人才缺口，同时也在设法留住从事IT等关键行业的大学生。以后，这些大学生出国不会那么容易。我一个朋友8月份带孩子去香港迪士尼玩，一个月前申请，只批了四天假。” 大学生出境遭拦截 在海外社交媒体X平台，有网民发布的一张网络聊天截图显示，两名大学生在已购买机票、准备出境旅游的情况下，被边检人员以“不安全”为由拦下。对话中的知情者说：“扣了两个人，说他们是大学生，不安全。机票都买好了，这都能扣。” 8月16日，X平台流传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中国女大学生说，她于15日在广西南宁机场通过自助通道出境时，机器亮起红灯，随后被带入俗称“小黑屋”的房间。她说，自己的签证遭到注销。她还说：“手机、聊天记录、银行流水、返程机票、酒店订单及行李都被检查。”边检人员告知她，其所在大学有学生滞留西班牙未归，全校约6万名学生因此被限制出境。 据报，中国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对出境居民采取各种限制。居民前往出入境管理局申请护照时，需要提供所在工作单位或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列明出境目的、目的地、海外住址等。曾有报道指，口岸边防人员要求出境者打开手机接受检查，被调查者大部分是年轻人。 湖北律师张先生对此说，当局限制年轻人离境可能与出生人口下降有关：“限制出境的因素很多，例如防止资产转移、科技人才外流、年轻人外流。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出国，申请护照被拒的主要理由与电信诈骗有关。但是，出入境是公民的自由，政府不应用各种理由限制。” 海外就业及长期居外者遭排查 除限制居民出境外，8月30日，社交媒体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图片并引述网友说，8月24日，其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同事回国出差期间，被属地派出所要求提交护照、海外雇佣及医疗保险证明、工作照、公司门头照、地标合影和具体住址等七项材料。派出所人员还告知，如不提交材料，“可能影响出境”。 同一天，长期居住美国的中国网友也发布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其户籍地派出所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联系她，表示“大数据”筛出的长期在境外未回国人员，都要核实是否在海外合法生活、工作。 工作人员要求她提交护照、签证或劳动合同、生活及工作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还要求进行视频通话和共享实时位置。对方表示，已经向她在中国的弟弟询问其出境、婚姻及工作情况。 该网友要求对方提供警号，以便家人向派出所核实身份，并追问自己被哪个系统或哪类名单筛出、核减属于什么专项工作，以及要求提交上述私人材料的法律依据。现有聊天截图未显示工作人员对此作出说明。 评论区内，多位身处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中国网友也称遭遇类似排查。有些人的父母还被派出所或社区联系，要求催促子女配合。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9月2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目前正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服刑，原预计最快于2027年1月获释。此次认罪意味着他的监禁时间可能延长。 案件由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审理。控罪指，黄之锋于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在香港与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黄之锋当天身穿蓝色衬衫，戴黑框眼镜，脸颊较过去瘦削。他进入法庭后，向在场记者、亲友及旁听人士挥手和点头，并与辩护律师交谈及阅读文件。法庭书记随后以英文读出控罪。黄之锋站起，双手放在身后，挺直身体望向书记，听取控罪后表示认罪。控方随后宣读案情。 新刑期可能叠加执行 对于法庭将如何决定新刑期与原有刑期同期或分期执行，香港法律界人士王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黄之锋的新刑期大概率会与原有刑期部分或全部分期执行，也就是加刑叠加。他说：“在香港普通法原则下，两宗案件涉及不同罪行，法庭会考虑犯罪行为、发生时间及两案之间的关系，再决定刑期同期或分期执行。法官也会依据‘总体刑期原则’调整刑期，确保总刑期与整体罪责相称。” 至于哪些因素将直接影响黄之锋的实际服刑时间，王先生说，包括他认罪后最高可获得的三分之一刑期扣减、法庭将他认定为“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积极参加者”还是“其他参加者”，以及新刑期与原有刑期如何衔接。香港2024年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涉及国安罪行的囚犯，除非惩教署署长信纳其获得减刑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能获得假期减刑。王先生预计，黄之锋获得假期减刑的可能性很低，可能需要服满法庭判处的刑期。 资料显示，黄之锋自2020年11月23日起，因2019年6月21日包围香港警察总部案认罪而被还押，其后又涉及未经批准集结、六四集会、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案件。他在“47人案”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2024年11月被判监禁4年8个月。截至此次开庭，黄之锋已连续失去自由超过2,100天。 控方追溯国际游说 控方案情指，黄之锋与罗冠聪的串谋关系可以追溯至2016年。两人通过国际游说推动香港众志提出的“民主自决”主张，曾前往美国、德国及意大利，与当地政界人士会面，包括时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时任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并参与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黄之锋也曾推动4项联署，要求美国、法国及瑞士停止向香港警方供应武器或战略装备。 香港另一位法律学者吴先生对记者说，控方将法例生效前的历史言行作为背景证据，在法律上引发了变相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重大争议。他说：“虽然律政司强调《香港国安法》不具追溯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控方频繁将过去的公开受访、社交平台发文及组织关系，转化为证明被告在法例生效后‘仍具有持续犯罪意图’或‘串谋协议依然延续’的佐证。这种做法被外界批评为模糊了新法生效前合法言论与生效后非法行为之间的界限。” 至于上述追溯和举证方式可能对香港其他政治活动人士产生的影响，吴先生说，这种做法带来的深远影响在于，它将过往的政治历史彻底变成了现存的法律风险，暗示只要与海外流亡通缉人士，如罗冠聪，保持任何联系，或曾经属于同一个已经解散的组织，都极易被指控为串谋的延续，从而迫使香港境内残存的异见人士进行更彻底的自我审查，并完全切断与海外的联系。 2026年9月2日，一輛據稱載有香港民主活動人士黃之鋒的囚車（左）抵達香港高等法院。這位香港知名民主活動人士預計將於9月2日在該法院就其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罪名認罪。 (PETER PARKS/AFP) 多国领事到庭旁听 9月2日上午，瑞典、意大利、德国及瑞士等国领事到高等法院旁听。法庭公众席坐满。前学民思潮成员钱诗文及其他与黄之锋相识多年的朋友也到场。期间有人在庭内向黄之锋高喊“之锋顶住呀”，随即受到司法机构人员制止。 高等法院外有三十多人通宵排队领取旁听筹，现场有警员戒备。排队市民廖女士对现场媒体说，她希望从精神上支持黄之锋，认为他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 按照《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可判监禁10年至终身；积极参加者可判监禁3年至10年，其他参加者可判监禁3年以下。 法官谭耀豪听取控辩双方的求情及量刑陈词后，宣布押后宣判，日期另行确定。他在庭上提到，知道黄之锋原定于2027年1月7日获释，将尽快确定判刑日期。

8月26日，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冰川断裂，冰岩崩形成泥石流，沿河谷冲向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据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及中国官方截至2026年9月1日上午分别公布的数据，中尼两侧共有955人遇难、4471人失踪或失联。 截至9月1日，中国官方尚未更新8月29日18时公布的伤亡数据，西藏吉隆口岸仍为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中261人为外籍人士。灾害发生后，中国公安部门查处多名发布相关灾情数字的网民，部分微信群也开始限制转发现场图片和视频。 8月30日晚，西藏网警发布10起所谓“网络谣言”案例。被处罚网民发布的言论包括“今天，泥石流淹没了1000多人”“可能死500个人左右，失踪人口可能全部都死了”“起码得有上千人”等。8月31日，“西藏网络举报”微信公众号将案例增加到12起。第一份通报逐案写明10名网民受到“行政处罚”，第二份通报则将12人的处理结果统一写成“教育处罚”。中国官方没有说明两份通报为何使用不同表述，也没有公布相关处罚决定书。 网民因发布涉灾言论被罚 关注西藏灾情的网民刘先生对本台说，灾区附近民众传出的视频和数据更容易被公众相信，处罚传播者具有震慑作用。他说：“老百姓更趋向相信民间传出来的东西，不相信官方的说法。官方为了打压这些给社会造成恐慌的东西，只能对传播这些趋近真相的信息的人进行惩罚，让老百姓不敢轻易传播。以前新冠疫情时，湖北的李文亮医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中国这种环境造成的现象。” 记者获得的一张微信群截图显示，一个拥有499名成员、名为“峰形极高山俱乐部”的群组发出公告，要求成员“切勿在本群内转发本次泥石流灾害敏感、违规图片及视频等内容，违规者踢”。 发布公告的账号随后写道“刚出派出所”，群内成员回复“收到”。目前无法确认该账号前往派出所的具体经过，也无法确认群公告是否由公安部门直接要求发布。 刘先生说，最近多个聊天群已经禁止转发非官方的西藏灾情。他认为，政府不希望来自民间的消息冲击官方对灾情信息发布节奏的控制。 中尼两侧呈现不同灾难叙事 记者梳理中尼两侧媒体报道发现，尼泊尔及国际媒体将镜头对准幸存者、失踪者家属和受灾居民；中国媒体报道吉隆口岸灾情时，则主要强调救援人员、设备、物资及应急响应。新华社和中新社记者进入尼泊尔后能够采访灾民，但在中国境内，报道对象又转向干部和救援体系。 有网民指出，中国官媒画面中的部分救援人员衣着干净，与尼泊尔救援人员满身泥泞形成反差。网民“老猫牙口好”写道：“在尼泊尔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在西藏吉隆则切换为‘救援体系做了什么？’”这种差异反映中国当局对境内灾情采访和信息发布的控制。 民间救援活动受管控 泥石流发生当天，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对吉隆镇至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社会车辆和人员通行。8月29日，公安部门发布补充通告，将管制范围扩大至邻近县域卡点，规定只有应急抢险、应急救援和物资保障等特种车辆可以凭证通行，其余社会车辆和人员不得进入。 江苏的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对当局隐瞒灾情表示不满，近日江苏取缔多个民间应急救援组织的消息值得注意。他说：“能够到实地去参与救援，就肯定会得到很多真实的信息。我想就是与这个有关吧。它为什么要封这个信息呢？尼泊尔那边都公开的。” 江苏省民政厅8月31日公布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取缔名单。12家被取缔组织中，有7家以应急救援中心、救援支队或应急产业联盟名义活动，其余包括教会、宗亲联谊会、课堂和志愿服务队。按照官方对非法社会组织的定义，这些组织被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但名单没有公布其人员规模、救援经历、资金来源及具体取缔经过。 北京大学学者李博明（化名）说，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江苏这次取缔行动是为阻止这些组织前往吉隆，但两件事时间接近，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他说：“每一次民间救援队出现在灾区，地震也好，洪灾也好，当局都会劝阻。当局对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始终高度戒备，其实很简单，这些组织不受政府控制，有时会批评政府，老百姓欢迎，但政府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