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调查报告，8名前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员工在报告中披露该台新闻制作、选题及内容审查的内部运作。 这份题为《聚焦中国党国全球电视台》（China’s Party-State Global TV in Focus）的报告于2026年9月10日发布。受访者包括前主播、文字编辑和制作人，来自多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相关访问于2022年至2023年间进行，8名受访者均未公开姓名。部分受访者的家人仍在中国，另一些人已转往其他国际媒体工作。 报告引述一名前文字编辑回忆，2019年，香港人郑文傑（Simon Cheng）的电视“认罪”新闻在直播前约半小时送到编辑室。这名前员工说，看到稿件后才意识到管理层“知道这不对”，他说：“上面有人打电话下来告诉我们要播，我们就得播。如果我们的主管拒绝，她会有大麻烦。” 2019年，郑文傑被中国警方拘留后表示，拘押期间遭到殴打和酷刑，并被要求拍摄不同的认罪影片。报告写道，CGTN其后播出其中一段影片。 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内部运作，其中以2019年，香港人郑文杰的案例，曝露电视台受命播放「电视认罪」的操作情形。图为郑文杰遭中国官方扣留，与外界失联时，关注郑文杰的民众上街游行声援的情况。 (WILLY KURNIAWAN/Reuters) 电视“认罪”被指违反司法原则 保护卫士在报告中写道，2013年至2019年间，中国环球电视网及其前身至少播放过9宗涉及中国及外国人士的电视认罪，包括英国商人韩飞龙、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及郑文傑。 中国一所大学的法律学讲师宋先生向本台表示，电视“认罪”的本质是要求当事人自证其罪，违反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他说：“这个电视认罪啊，它的本质是自证其罪，就是要求你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这个实际上违反刑法的基本原则。西方禁止自证其罪，除非当事人完全自愿。一个人哪怕自己认罪，也不能由此推出他已经构成犯罪。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其犯罪行为和客观事实作为要件。没有客观的外在行为，也不能认定他构成犯罪。” 宋先生认为，一个人在失去自由、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面对镜头认罪，媒体也很难确认这些说法是不是出于本人真实意愿。电视台如果直接播放这些画面，也就参与了官方设定的叙事。 前员工：四分之三都是习近平新闻 这份29页的报告分为四章，涉及强迫电视认罪、中央电视台总部内部情况、“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新闻控制机制。多名前CGTN员工表示，他们入职前已经知道该台受到中共控制，也预期工作涉及宣传，但实际接触的范围超出部分人的预期。一名前员工说：“我知道这是宣传，我只是没有意识到范围这么广。”另一名受访者表示，有时候“观众并不重要”，某些信息就是必须播出。还有前员工说，节目编排中曾有“四分之三都是习近平新闻”。 习近平2016年视察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时表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维护党的权威和团结。一名前员工回忆，2017年习近平前往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一切都必须完美”。他说，有关习近平、政府及其政策目标的内容在播出前不能出现问题，工作人员如果出错，可能被调往夜班，或被排除在重要政治新闻日之外。 2018年，中国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告写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台长慎海雄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老师”审稿 主播只能照提词器念 一名前CGTN记者以港珠澳大桥开通时的采访为例。他原本希望采访对大桥持负面看法的民众，但最后没有提出这一选题。他说：“我们所有的报道都是正面的。”另一名前员工表示，新闻会议召开前，很多内容已经安排好。 报告还引述另一名前主播说，他曾在直播采访中调换两个问题的顺序，随即有人通过耳机斥责他。另一次，一名主播跳过记者已经回答的问题，下班后仍接到电话，被追问为何没有按照提词器提问。 新疆报道促使前员工离职 报告还谈及CGTN对新疆的报道。一名前员工表示，涉及新疆的内容是促使其决定离开CGTN的原因。报告引述他说：“真正促使我决定离开的，是新疆那些内容。” 另一名前文字编辑表示，随着新疆报道增加，编辑需要处理相关旁白，他不愿将这些内容润色成更适合外国受众的版本。 报告写道，2018年有关新疆大规模拘押的消息陆续出现后，CGTN增加有关新疆发展、文化及自然等内容，并将有关设施称为“职业培训中心”。报告援引一项2024年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2018年至2020年CGTN在YouTube上的新疆报道。 CGTN在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写道，该台遵循“客观、理性和平衡”的报道原则，并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呈现信息。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彦廷对本台表示，CGTN长期掩盖其受中共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事实。这份报告通过前外籍员工的一线经历，披露该台的内容制作及内部作业均受到审查。他说，CGTN多次播放强迫电视认罪画面，涉及侵犯人权，并为中共的宣传及政治目的服务。

中国纪录片制片人及作家杜斌，2025年10月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带走，今年8月底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其妹妹杜继荣表示，家属至今没有收到判决书或法院通知。杜斌母亲病危期间，家属曾申请让他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遭到法院拒绝。 杜斌于2025年10月15日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之后遭逮捕、起诉。关押在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他原定于次日前往日本，在启程前一天被警方带走。 6月24日，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开庭审理杜斌案，当天没有宣判。杜斌的妹妹杜继荣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庭审期间有家属聘请的北京律师为杜斌辩护：“我听我哥的朋友说，他被判刑一年半。我不知道我哥现在是在监狱里，还是仍在看守所。听说他可能不打算提出上诉。” 8月28日，杜斌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至2027年4月14日。不过，家属没有收到判决书或其他法院文件，判刑消息由杜斌的一名朋友转告。 家属未收到判决通知 杜继荣说，母亲于杜斌获刑前四天，即8月24日去世。家属至今没有收到法院判决书：“前些日子，我母亲病重，住在重症监护室。我跟法官打电话，问能不能让他出来见我母亲一面，法官说不行。他说月底会有判决下来。” 对于杜斌是否上诉，杜继荣表示，她听说杜斌可能不准备上诉，但没有得到直接确认。她也不清楚杜斌目前被关押在哪里。 2025年12月3日，杜斌的代理律师曾前往看守所与他会面。案件办理期间，警方以“案件涉密”为由，拒绝向家属说明案情。 四十条推文列为罪证 维权网消息称，杜斌约40条转发或评论时政的推文被列为定罪证据。民生观察此前披露，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时，涉嫌罪名一度被表述为“攻击国家领导人”。 “攻击国家领导人”并非中共现行刑法中的正式罪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案件指控须对应具体刑法条文，正式罪名应以检察机关起诉书及法院判决书为准。 法律界人士郑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攻击国家领导人罪”，当局通常以“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处理针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言论：“过去皇权社会有所谓‘大不敬罪’，现在不能再使用这个名称，就换成了‘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如果是一般的诽谤行为，原本应当由当事人提起自诉；但所谓受害人如果是高官或中共领导人，自诉就变成公诉。高官不可能亲自起诉你，这就是公器私用。” 杜斌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记者，长期通过摄影、纪录片及书籍记录访民、劳教人员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处境。 旧案曾追查境外资金 2013年，杜斌制作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记录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发生的酷刑。同年6月，他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刑事拘留，关押37天后获释。 杜斌此后出版《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幸存者证词》《马三家咆哮》及《天安门屠杀》等书。2015年，他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十届“林昭纪念奖”。 2020年12月，杜斌再次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被关押37天后获释。他表示，在看守所期间，他先后受到五次讯问，每次持续三个多小时。公安逐本调查他自2007年以来出版书籍的内容、出版渠道、印刷数量及收入，并扣押其银行卡，调取2014年以来的银行流水，追查他是否接受境外组织资助。 杜斌说：“他们检查2014年到现在我的财务状况，看看里面有没有境外组织或者不明人士给我钱，授意我写书之类的。他们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什么。” 杜斌当时否认犯罪。他表示，自己的书籍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属于正常出版行为，版税收入及资金往来没有违法。获释后，他被取保候审一年。

中国律师王夏红日前为北京地下教会「锡安教会」辩护，遭到中国政府对她本人及所属律师事务所施压迫害。美联社在周五(4日)的报导中证实王夏红已经抵达台湾，获得台湾政府准许停留，同时协助她前往其它国家安置。 台湾陆委会以电子邮件向美联社证实王夏红正在台湾。陆委会表示，虽然台湾没有处理政治庇护的法律，但已有因应这类案件的机制，将依相关机制处理。王夏红则向美联社转述，台湾政府允许她暂时留在台湾，但告诉她，台湾无法受理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的政治庇护案件，因为中国政府与执政的民进党之间关系紧张。 报导指出，王夏红是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她自2025年10月起，参与代表北京锡安教会的牧师及其他成员的法律团队。 王夏红在视讯采访中对美联社表示，她正面临中国当局直接施压，当局告诉她和同事，必须自行解散律师事务所，否则当局将强制关闭。王夏红说，「如果我身为事务所合伙人，不配合签字解散事务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相信这肯定会严重影响我的职涯发展，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层面。」 王夏红说，她正在研究安置选项，包括透过赴美国或加拿大求学，作为让家人迁居的途径；如果无法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将在海外申请庇护。 锡安教会由金明日牧师于2007年创立，是中国规模最大未向当局登记的「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之一。去年10月，包括金明日在内等十多名中国锡安教会成员遭到拘捕，是中国数十年来针对单一教会规模最大的打压行动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向习近平提及金明日的案件后，金明日已于两个月前获释。 总部设于美国的非营利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表示，王夏红的案例显示，敢于为受迫害基督徒及「其他良心犯」辩护的律师，正面临巨大压力。傅希秋呼吁台湾政府保护王夏红一家人，并确保他们不会被强制遣返回中国。他也呼吁美国及其他民主政府准备协助台湾寻找解决方案。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9月2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目前正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服刑，原预计最快于2027年1月获释。此次认罪意味着他的监禁时间可能延长。 案件由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谭耀豪审理。控罪指，黄之锋于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在香港与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黄之锋当天身穿蓝色衬衫，戴黑框眼镜，脸颊较过去瘦削。他进入法庭后，向在场记者、亲友及旁听人士挥手和点头，并与辩护律师交谈及阅读文件。法庭书记随后以英文读出控罪。黄之锋站起，双手放在身后，挺直身体望向书记，听取控罪后表示认罪。控方随后宣读案情。 新刑期可能叠加执行 对于法庭将如何决定新刑期与原有刑期同期或分期执行，香港法律界人士王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黄之锋的新刑期大概率会与原有刑期部分或全部分期执行，也就是加刑叠加。他说：“在香港普通法原则下，两宗案件涉及不同罪行，法庭会考虑犯罪行为、发生时间及两案之间的关系，再决定刑期同期或分期执行。法官也会依据‘总体刑期原则’调整刑期，确保总刑期与整体罪责相称。” 至于哪些因素将直接影响黄之锋的实际服刑时间，王先生说，包括他认罪后最高可获得的三分之一刑期扣减、法庭将他认定为“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积极参加者”还是“其他参加者”，以及新刑期与原有刑期如何衔接。香港2024年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涉及国安罪行的囚犯，除非惩教署署长信纳其获得减刑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能获得假期减刑。王先生预计，黄之锋获得假期减刑的可能性很低，可能需要服满法庭判处的刑期。 资料显示，黄之锋自2020年11月23日起，因2019年6月21日包围香港警察总部案认罪而被还押，其后又涉及未经批准集结、六四集会、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案件。他在“47人案”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2024年11月被判监禁4年8个月。截至此次开庭，黄之锋已连续失去自由超过2,100天。 控方追溯国际游说 控方案情指，黄之锋与罗冠聪的串谋关系可以追溯至2016年。两人通过国际游说推动香港众志提出的“民主自决”主张，曾前往美国、德国及意大利，与当地政界人士会面，包括时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时任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并参与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黄之锋也曾推动4项联署，要求美国、法国及瑞士停止向香港警方供应武器或战略装备。 香港另一位法律学者吴先生对记者说，控方将法例生效前的历史言行作为背景证据，在法律上引发了变相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重大争议。他说：“虽然律政司强调《香港国安法》不具追溯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控方频繁将过去的公开受访、社交平台发文及组织关系，转化为证明被告在法例生效后‘仍具有持续犯罪意图’或‘串谋协议依然延续’的佐证。这种做法被外界批评为模糊了新法生效前合法言论与生效后非法行为之间的界限。” 至于上述追溯和举证方式可能对香港其他政治活动人士产生的影响，吴先生说，这种做法带来的深远影响在于，它将过往的政治历史彻底变成了现存的法律风险，暗示只要与海外流亡通缉人士，如罗冠聪，保持任何联系，或曾经属于同一个已经解散的组织，都极易被指控为串谋的延续，从而迫使香港境内残存的异见人士进行更彻底的自我审查，并完全切断与海外的联系。 2026年9月2日，一輛據稱載有香港民主活動人士黃之鋒的囚車（左）抵達香港高等法院。這位香港知名民主活動人士預計將於9月2日在該法院就其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的國家安全罪名認罪。 (PETER PARKS/AFP) 多国领事到庭旁听 9月2日上午，瑞典、意大利、德国及瑞士等国领事到高等法院旁听。法庭公众席坐满。前学民思潮成员钱诗文及其他与黄之锋相识多年的朋友也到场。期间有人在庭内向黄之锋高喊“之锋顶住呀”，随即受到司法机构人员制止。 高等法院外有三十多人通宵排队领取旁听筹，现场有警员戒备。排队市民廖女士对现场媒体说，她希望从精神上支持黄之锋，认为他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 按照《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可判监禁10年至终身；积极参加者可判监禁3年至10年，其他参加者可判监禁3年以下。 法官谭耀豪听取控辩双方的求情及量刑陈词后，宣布押后宣判，日期另行确定。他在庭上提到，知道黄之锋原定于2027年1月7日获释，将尽快确定判刑日期。

中国艺术家高兟8月25日被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案件涉及的多件讽刺毛泽东作品创作于2005年至2009年，早于相关刑事条款实施十多年。高兟已经决定提出上诉。 高兟的好友、艺术家杜应红本周四（27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高兟从未认罪，目前在羁押期间身体状况恶化、病情严重。他说：“高兟先生和他的家人律师明确表示要上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高兟先生从没有认罪过。在监狱里身体恶化，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他坚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在受尽各种压迫、逼迫，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这是一个独立艺术家，非常高贵的一种品质。” 据现场人士转述，高兟在宣判过程中亲口表示：“绝不认罪！” 美国国务院26日对高兟被判刑表示严重关切。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注意到，高兟案所涉及的行为发生在其被定罪所依据的法律颁布之前，美国将继续支持言论自由，包括通过艺术形式进行表达的权利。 25日宣判当天，欧盟、美国及另外一国外交代表前往河北三河市法院，但均被拒绝进入法院。高兟的妻子、律师、朋友也在法院外等候。 现场人士说，整个宣判程序只有二十多分钟。宣判结束后，高兟没有从法院正门出来，而是被从一个特别的小门带走，未能与等候在大门外的妻子、律师、朋友及外交人员见面。 高兟妻子赵雅良得知判决后表示愤怒。她说，自从知道判决结果后一直无法平复，“这令人痛心”。 高兟此次被追究的作品包括《处决基督》《下跪忏悔的毛》和《毛小姐》等。中国2018年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2021年3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有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刑事规定，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高兟此次获刑3年，为该罪名规定的最高刑期。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表示，艺术家不应因创作挑战官方历史叙事、促使人们反思历史的作品而受到刑事处罚。她认为，高兟案涉及利用措辞宽泛的法律限制艺术家及其他持不同观点人士表达，同时存在法律追溯适用的问题。 杜应红也对毛泽东是否属于有关法律所指的“英雄烈士”提出质疑。他说：“那么至于毛泽东被他们定为的英烈，这其实不是中国法律所定义的。因为中国的法律定义是因为所谓的民族正义事业献身、牺牲的人，而毛泽东八十三岁的时候是长时间的生病、自然死亡的，所以他（高兟）的定罪是有问题的。” 对于案件不公开审理，杜应红说：“这个案件一直是不公开审理，他们提出的意见是因为隐私，这完全和事实不符。因为这个案件它仍然就是一个对艺术家的政治迫害案件，跟隐私一点关系都没有，何况艺术家希望这些案件成为全世界都应该公开了解的一个案例。” 高兟于2024年8月26日在河北燕郊工作室被警方带走，随后被拘押在三河市看守所。高兟原计划9月3日经东京返回纽约。2025年12月14日，高兟律师提出取保候审申请被驳回。今年3月30日，案件在河北三河市法院闭门审理，家属未获准旁听。 高兟2022年移居美国。他与妻子赵雅良均为中国公民及美国永久居民，两人的7岁儿子为美国公民。高兟被捕后，赵雅良和儿子一直受到出境限制，儿子无法返回纽约上学。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高兟的妻儿并未受到刑事指控，却持续受到出境限制。 中国自由作家何三坡受访时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话：当一个政权越来越缺乏共同认可时，它就会越来越依靠警察、军队、监狱、审查、逮捕和惩罚。它需要的未必是真正的权力，恰恰可能是权力不足之后对暴力机器的展示。 何三坡说：“惩罚一个人，是为了让一万个人看见。它要让统治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我说极权最可怕的地方，并不只是消灭反对者，而是使谁会成为下一个对象变得不可预测。当惩罚的边界模糊以后，人就会开始自我约束、自我审查，甚至会主动证明自己的可靠与忠诚。这恰恰是极权政府最恐怖的地方。” 高兟提出上诉后，法律追溯、艺术表达以及家属出境限制等问题，仍将伴随案件进入下一阶段。

山东济南基督教长春里教会牧师王三元，3月17日被警察带走，至今没有消息。山东教会牧师金先生近日告诉本台，王三元的妻子和儿女不知道他被带走的原因，也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通知。 金牧师对本台说：“目前官方没有通报原因，家里的儿女、他的太太都不知道原因，忽然被带走，也没有通知家属。我认为官方这次是对王牧师采取报复性抓捕。” 公开流传的一则教会消息提到，王三元今年73岁，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曾多次住院。消息说，王三元“从3月17日进去到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并呼吁教友为他祷告。 十多年前曾因教产抗争 金牧师认为，王三元这次被带走，与十多年前长春里教会的教产抗争有关。他说：“十多年前，因为教会拆迁，王牧师曾经抗争过。当时官方和开发商要吞并教会的教产，他抗争的力度很大，而且很成功，最后土地归还，教堂安然无恙。当时我也做了几期情况通报，影响很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我认为当局这次是秋后算账。他的家属投诉无门，走投无路。” 王三元早在2009年已卷入长春里教堂拆迁和教产争议。对华援助协会当年发布的材料写道，6月8日，济南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人员及宗教局官员进入长春里教堂，宣布停止教堂聚会，并解除王三元长春里教堂管委会主任牧师职务，要求接管教堂。现场信徒拒绝接受。次日，有关人员再次进入教堂试图接管副堂，信徒继续抵制，警方其后进入教堂。 总部设在美国德州的基督徒维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对本台说：“王三元牧师持续被抓捕、失踪，也反映出中共对自己所控制的三自教会也开始进行打压，而且完全是在违反基本法律程序的情况下。王牧师仅仅是因为山东当局对已经注册的三自教会，违背教会群众的意愿，强迫他们拆除建筑、要求他们搬到别的地方，信徒们坚决反对。就因为这种抵抗，他们这些年遭到当局严厉迫害，现在牧师又被强迫失踪这么长时间。我认为，中共严重践踏基本的国际法和宗教自由。” 从家庭教会到三自教会 金牧师说，王三元在济南基督徒中具有较大影响。他说：“他们教会信徒很多，教会信徒在五六百人以上。王三元牧师在济南信徒的影响力很大，威信很高，德高望重吧，在山东地区也是很有名的牧师。” 记者问，长春里教会过去是否接待过外国教会人员，例如韩国教会。金牧师说：“他们没有，没有，他们比较严格地遵守这种官方要求。除了家庭教会，现在三自教会也被打压。” 中国政府对已经登记的三自教会同样实施严格管理。教堂负责人、牧师任职、宗教活动、场所使用和网络传播，都受到宗教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监管。近年的宗教政策还要求宗教场所接受中共领导，并推动所谓“宗教中国化”。 这种管理并不限于家庭教会。三自教会虽然属于官方认可体系，但教会内部事务、讲道内容和对外联系仍受到限制。地方教会一旦在教产、拆迁或管理问题上与有关部门发生冲突，牧师和信徒也可能面对约谈、停职、关闭聚会场所等压力。 王三元所在的长春里教会属于官方三自教会，在宗教部门登记并接受官方宗教管理。王三元此次被带走，与近年来针对未加入官方体系家庭教会的案件有所不同。 长春里教堂曾经历拆迁争议 长春里教堂位于山东济南市中区经二路，建于上世纪30年代。1949年后，教堂房产长期由济南市文化局占用。上世纪80年代落实宗教政策后，房产归属济南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2008年正式复堂。此后教堂又卷入拆迁和教产争议。 金牧师还告诉本台，当地公安对他本人也看得很紧。他说：“当地公安对我看得很紧，经常会找我喝茶，问我的情况。” 截至发稿，记者在公开渠道未查到济南有关部门就王三元3月17日被带走作出说明，也未查到有关其目前所在地点及所涉案件的公开信息。

武汉八九学运人士张毅，在西藏拉萨色拉寺向藏人展示达赖喇嘛照片，被警方带走，并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并批准逮捕。张毅的儿子张弘远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父亲当时只是向一位不懂汉语的藏族妇女借朝拜垫子，双方没有进行涉及政治的交谈。

武汉八九学运人士张毅，7月1日在西藏拉萨色拉寺旅游期间，因向藏人展示达赖喇嘛照片，被警方带走，其后被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并批准逮捕。张毅的儿子张弘远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父亲当时只是向一位不懂汉语的藏族妇女借朝拜垫子，双方没有进行涉及政治的交谈。 流亡荷兰的张弘远对本台说，父亲张毅与弟弟张玄自驾前往西藏旅游。7月1日下午，两人来到拉萨色拉寺，在寺内准备朝拜时，张毅向一位藏族妇女借用朝拜垫子。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对方起初不愿借出。 展示照片后被黑衣人盯上 他说：“我父亲张毅是7月1号下午5点半左右在这个色拉寺里面被国保警察带走的。他是以游客的身份和我叔叔一起两个人自驾游到的拉萨。然后当天他们在色拉寺里，是因为想找这个藏人妇女借朝拜的垫子，但是人家保持警惕嘛，就不愿意借。这个时候我父亲很单纯的一个行为，就想满足人家的信念，就展示了他手机里面达赖喇嘛的照片。” 他说，藏族妇女随后将垫子借给两人，但看到手机里的达赖喇嘛照片后显得害怕，并挥手示意自己没有看到。此后双方没有进一步交谈。 张弘远说：“她看到这个达赖喇嘛照片可能非常害怕，就挥手，意思就是自己不看，没有看到。然后大概在挥手的时候就被旁边的两个黑衣人注意到了，然后他们两个黑衣男性就凑上来也要我父亲给他们看这是什么照片，他们也要看。我父亲当然不会给他们看了。” 据张弘远转述张玄的现场经历，两名黑衣男子随后与藏族妇女使用藏语交谈。张毅兄弟离开朝拜位置时，张玄发现两人在身后用手机拍摄。兄弟两人尚未离开色拉寺，警察就将他们带走。 家属被告知“15天”后转刑拘 张弘远向本台证实，张毅被带走后，家人收到通知，拉萨市公安局于7月18日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对他刑事拘留，张毅被羁押在拉萨市看守所。 张玄在7月1日当天接受警方笔录后获释。拉萨国保人员当时口头告诉张玄“张毅就15天”，但没有提供法律文书。家人最初以为张毅只是受到短期拘留。 张弘远在受访时情绪激动。他说：“我叔叔一开始也相信，可能就因为就是一张照片的事情，大家也没有交流，可能就是15天就出来了，可能就是个小事。但是15天之后，实际上是在18号，这个拉萨国保才打电话过来说张毅正式转刑拘，他的这个转刑拘的通知书在寄往武汉的路上。” 张弘远说，拉萨国保同时通知张玄，可以通过邮政方式向拉萨市看守所汇入生活费。 张弘远还披露，7月30日上午，拉萨国保通知家属，张毅已经被批准逮捕。家属收到的消息显示，拉萨市人民检察院于7月28日批准逮捕张毅，由拉萨市公安局执行，涉嫌罪名仍为“煽动分裂国家罪”。 国际特赦批评和平表达遭打压 国际特赦组织8月5日就张毅案发表声明。该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Sarah Brooks）表示，张毅在参观寺庙期间展示一张达赖喇嘛照片后遭到逮捕，事件再次显示中国当局对和平行使人权行为的打压。她同时指出，中国当局长期使用“煽动分裂国家”罪名处理涉及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和平表达。 张毅，1968年生，湖北武汉人，1989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律系，是八九学运期间武汉地区学生领袖之一。六四事件后，他因参与学运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2年。自由亚洲电台此前报道，张毅服刑期间一只耳朵受伤并永久失聪。出狱后，他继续参与民间维权及六四纪念活动。 张毅被带走的7月1日，也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的第一天。国际特赦组织在该法实施前一天发表声明。白舒然表示，这部法律要求的并非保护民族多样性，而是要求少数民族按照国家设定的标准趋于一致，并警告其可能进一步影响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维护自身文化及权利的空间。 按照中国《刑法》第103条，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被认定为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可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正式实施，引发印度流亡藏人抗议。 他们担心，随着普通话教育扩大和藏区寄宿制学校增加，藏语、藏族文化和民族身份将进一步被同化。 北京则表示，新法旨在促进民族团结，并强调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权利。

印度达兰萨拉和孟买近日有数百名流亡藏人走上街头，挥舞西藏旗帜，高喊“西藏自由”“中国离开西藏”“停止杀害西藏人民”等口号。他们抗议的是中国今年7月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北京表示，这项法律旨在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流亡藏人认为，它可能进一步加速藏族语言、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消失。 (RFA Video)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求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政府表示，推广普通话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就业机会，同时依法保障各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但流亡藏人并不认同。 参与孟买抗议活动的流亡藏人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表示：“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实施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们正试图通过这项法律，抹去藏族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我们担心，再过五到十年，新一代藏人可能只会说中文，最终变成‘中国人’。” 近年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与此同时，藏区寄宿制学校不断扩大。联合国专家和多个国际人权组织曾表示，越来越多藏族儿童长期离开家庭，在以普通话为主的教育环境中成长，可能影响藏语、宗教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北京则回应，寄宿制学校符合当地教育发展需要，不存在所谓“强制同化”，并强调依法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权利。 不过，批评人士认为，随着普通话教育不断扩大、藏语教育空间持续缩小，新的法律可能进一步推动民族同化。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北京看来，是加强国家认同、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一步。 但对于许多流亡藏人来说，真正担心的不是学习普通话本身，而是在越来越统一的国家身份之下，藏语还能不能继续传承？藏族文化还能不能保留自己的独特性？ 这场争议折射出的，不仅是一部新法律，更是国家统一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持续多年的拉锯。